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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
圖書介紹
《唐代玄宗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研究政治演進，另辟蹊徑探究唐玄宗、唐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通過考察中書令（首席宰相）與太子在皇權政治下的政治配置關系及其變化，詳細論述了玄宗、肅宗朝政治制度變化與中樞政局演進的互動關系。
作品視角獨特、觀點鮮明，不囿于對當時人事紛爭或歷史事件表象的考察，深入考釋了玄宗朝宰相與太子相爭的真相，犀利揭示出大唐國勢由盛轉衰的深層原因。
作者介紹：
任士英，1966年生，山東莘縣人。歷史學博士，現(xiàn)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曾任犯罪學學院院長、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等。研究領域為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宮廷政治與國家安全及警學理論、警察史。著有《正說唐朝二十一帝》《隋唐帝國政治體制》《幕后帝妃》《唐肅宗評傳》《盛唐氣象》《宮廷政治史話》《后妃當國》《唐代玄宗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等。主編《中華大典·經濟思想分典》《學苑春秋》《新時期公安工作規(guī)律性研究》《犯罪學專業(yè)建設與發(fā)展研究》等。
唐玄宗“何以舍壽王瑁而立肅宗”索解
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唐玄宗完成對中書令人選的調整。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監(jiān)察御史周子諒上疏力陳牛仙客才非所任，且引讖語證明己說。此舉犯了唐玄宗的忌諱，周子諒遂被杖責，后又被流貶，死于途中。李林甫借題發(fā)揮，稱“（周）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結果，張九齡也被貶出朝廷。失去了張九齡等大臣的保護，太子李瑛很快陷入滅頂之災。張九齡被貶的第二天，唐玄宗在宮中宣布了廢儲的制書。自此之后，皇儲之位虛懸達一年零兩個月。直到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唐玄宗才宣布立忠王為太子。在重新選擇儲君的過程中，頗有競爭力且呼聲甚高的壽王瑁沒能進入唐玄宗的視野。在開元末年皇位繼承人的選擇中，唐玄宗何以取忠王而舍壽王，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陳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說：“玄宗何以舍壽王瑁而立肅宗為皇太子，此為別一問題，非茲篇所能論及也”，一筆帶過，沒有從正面解答。后來，他又從唐代李武韋楊婚姻集團的角度重新提出這一難題。他認為，李亨“終能立為太子”，是因為武則天之后武氏政治勢力到開元、天寶時猶未衰歇，李亨生母楊妃是武氏姻親，且對李亨出生有恩的張說也是武氏之黨的緣故。對于武氏政治勢力在武周以后的存在情況以及在開元天寶時期是否仍然存在，黃永年先生既有正面的論述，也有針對性的剖析，指出陳寅恪先生對這一問題的立論難以成立。另外，趙永東先生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指出陳寅恪先生的立論“不足為訓”。他認為，唐玄宗在武惠妃死前之所以未冊壽王為太子，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似乎對武惠妃的政治品行并不完全信任，心存疑慮；二是壽王與太子李瑛被廢死有關。這無疑是有道理的。不過，若認為是唐玄宗對早已廢死的王皇后的“追悔之念”抑制了他確立壽王為太子的行動，認為李亨最終被選為繼承人是因為唐玄宗對王皇后的所謂“追悔之念”與王皇后對李亨的“撫養(yǎng)之恩”，則未必是對此事的恰切解釋。細繹此事之因果，我們發(fā)現(xiàn)要對此事做出完美的解答并非易事。不過，通過梳理，我們從中能發(fā)現(xiàn)這一時期中樞政治格局的若干內容。從忠王與壽王的條件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繼承人的選擇不唯涉及朝廷宰相，也涉及后宮勢力以及宰相與后宮力量的結合等?？磥?，這還是一個不乏意義的問題。
（節(jié)選自《唐代玄宗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第二篇，有刪減。）
